新時代博物館講解的文物活化理念與技巧

在我國占比最高的歷史類博物館中，文物一直是展陳體系的重點，“我們要加強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隨著一系列文件的頒布，如何活化利用文物資源，守護好、傳承好、展示好中華文明優(yōu)秀成果成為當代博物館人的重要課題。

 

“如果說，典藏文物是博物館的心臟，教育是她的靈魂，而講解員則是掌握靈魂的人。”在博物館宣教工作中，講解是最基礎，也是最關鍵的環(huán)節(jié)，其水平高低直接決定了博物館知識傳播的深度和廣度，隨著觀眾需求的多元化，如果繼續(xù)滿足于過去照本宣科式的固有方式，不僅無法給觀眾帶來知識和情感的滋養(yǎng)，削減觀眾參觀博物館的興趣和信心，更會使博物館逐漸喪失專業(yè)性和獨特性，最終影響博物館的社會公信力與品牌形象。創(chuàng)新優(yōu)化講解理念與技巧，不斷提升專業(yè)化水平，讓塵封在博物館里的文物以鮮活姿態(tài)與觀眾對話，是新時代博物館講解的應有之義和不懈追求。

 

一、博物館講解文物活化理念的內涵

 

作為客觀、真實的文明物證，每一件文物都是歷史無聲的見證者和記錄者。文物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蘊含著歷史、藝術或科技價值，訴說著跨越時空的歷史記憶、思想理念和人文精神。“文物，絕不是靜止的古董，它是活著的歷史，既要保護文物安全，也要讓文物‘下凡’，走入百姓生活。” 展覽作為博物館最核心的產品，是博物館發(fā)揮教育職能的主要途徑，也是博物館學術研究成果最直接的社會效益轉化，通過展覽，許多深藏在博物館庫房里的文物得以走上展線，進入觀眾的眼簾，讓觀眾在欣賞文物之美的同時，直觀感受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與博大精深。

 

但現(xiàn)實狀況是，雖然展廳中有展板、多媒體輔助裝置、模型、沙盤、半景畫等，可以提供一定的基礎資料，例如歷史背景、器物年代、尺寸、質地、器型、裝飾紋樣、出土地點等，但對于大多數(shù)走進博物館的觀眾而言，本身不具備相關學術背景知識，得到的只是信息片段，依然很難真正讀懂文物，了解文物的深層價值內涵，甚至最終也無法充分領會展覽的核心思想和策展人想要傳達的價值觀念，產生一種霧里看花的朦朧感，這就導致博物館知識傳播效率大打折扣。講解員作為溝通展覽與觀眾的橋梁，如何將文物講“活”，立足文物，而又超越文物，意義重大，也充滿挑戰(zhàn)，可分為三個層面。

 

（一）文物本體信息

 

基本物理信息是基礎，視覺的直觀描述是吸引觀眾的第一步，除了引領觀眾仔細觀察欣賞文物的外在關鍵特征、細節(jié)性亮點外，成分、工藝、功能、使用者身份、科技考古檢測數(shù)據(jù)等也值得關注。其二，弄清文物來源，如果是傳世品，認真了解其入藏經過、流轉的故事，是否與名人或重大歷史事件、民族氣節(jié)有關，如果是考古發(fā)掘品，要掌握其出土地點、遺址屬性、自然風貌、出土時具體位置、器物組合、墓主身份等，正如方向明所說，通過科學的考古手段獲取的出土物，以及其所在的出土環(huán)境（context），是歷史類博物館最大的對象和價值。

 

（二）文物關聯(lián)信息

 

國內文物展覽主要分為藝術品展覽模式和歷史考古類展覽模式，無論哪一種，文物的附加信息資料，即文化背景都是不容忽視的。精品文物固然是重要的信息傳遞節(jié)點，也是重點講解對象，但日常生活用器、工藝品，貨幣、甚至生產工具也是人類文明的結晶，描摹著人民大眾最鮮活的生活和生產畫卷，即便是殘缺品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有些是由于地下埋藏環(huán)境的侵蝕，有些可能是人為所致，也許代表著某種特殊的文化習俗，或者某段不為人知的隱秘歷史。所以新時代的文物講解，深入挖掘物人關系是重中之重，透物見史，透物見人，運用系統(tǒng)化和整體性思想，復原古人生活方式、精神世界、族群文化，探秘古代社會物質文化、科學技術，以及古代文明之間交流互鑒的宏大背景，才能揭示出歷史的抽象本質。

 

( 三 ) 文物價值闡釋

 

可分為歷史價值和時代價值兩個維度。弗里曼·提爾頓認為博物館闡釋是“一種教育活動，其目標應該是通過原始物件、親身經歷以及豐富的媒介手段，達到啟發(fā)、揭示價值、意義和關系，而非僅僅將客觀事實簡單化地告訴觀眾”。歷史性是博物館講解必須堅守的原則，記錄歷史，才能更好地觀照未來，引導觀眾觸摸歷史，感受中華文明薪火相傳、綿延不絕的強大生命力，見證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進步。時代性則是指講解必須具備現(xiàn)實意義，歷史的滾滾長河遙遠而又陌生，要讓今天的人們更好地讀懂歷史，解鎖與古人心靈對話的密碼，需要將講解歷史文物與映射現(xiàn)實社會核心價值觀、弘揚時代精神、觀照世俗生活，感悟人生智慧有機結合在一起，增加歷史的親近感，與文明深切相擁，用文物涵養(yǎng)情懷，為未來凝聚力量。

 

二、博物館講解的文物活化技巧

 

（一）講解的學術性與通俗性

 

考古學家湯姆森（ThompsonM.W.）指出，考古學家對考古證據(jù)的闡釋是初級闡釋，而以普及為目的，將這種考古闡釋以通俗易懂、喜聞樂見的方式傳遞給廣大公眾是為二級闡釋。博物館講解也是同樣的道理，毋庸置疑，講解一定要有堅實的學術支撐，否則只能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癢，但拘泥于現(xiàn)成稿件的程式化講解，或是照著展板讀的討巧做法，遠不能滿足新時代觀眾的文化需求，久而久之會造成“講解員厭講，觀眾厭聽”的局面。講解的學術性不僅是展覽內容和學術觀點的簡單傳達，有必要進行二次加工，即根據(jù)展覽大綱、講解文本和學術資料，將專業(yè)知識有效分解、驗證、提煉、聯(lián)結、積聚、重構，對重要知識點可進行適當拓展。講解員的學術素養(yǎng)和前瞻眼光是決定性因素，這一點非一朝一夕所能達成，需要長期的學習積累和自我修養(yǎng)。

 

另一方面，基于考古類型學的器物描述往往采用晦澀難懂的術語，這種風格用于編寫考古發(fā)掘報告、撰寫學術論文或是會議、講座、錄制視頻等場合固然無可厚非，用于博物館講解則不合時宜，顯得古板、枯燥又乏味。博物館學習與學校教育不同，是一種非正式的自由學習，是在博物館特定空間中自主探索、思考、合作、交流從而獲取知識的學習，文物作為博物館獨有的資源，是激發(fā)公眾深思、喚醒公眾情感、實現(xiàn)意義建構的絕佳“教材”，讓觀眾在自然、舒適、輕松有趣的氛圍中感知文物承載的中華文明力量，講解文本的設計非常關鍵，在保證科學性和嚴謹性的前提下，可以采用更生動、更感性、更柔化的表達方式，介于書面與口語之間的語言形態(tài)，轉變成公眾所能理解的知識和信息，再進行輸出。

 

（二）信息的“解碼”與“編碼”

 

信息解碼，是對文物及其相關信息深入解讀，提取其中重要知識點，信息編碼則是按一定邏輯進行梳理整合，把重點文物、人物、事件編織到新的情境和秩序中。這里涉及兩個問題。

 

其一，面對海量文物信息，如何合理取舍？據(jù)《2022 國民專注力洞察報告》顯示，當代人的連續(xù)專注時長，已經從 2000 年的 12 秒，下降到了 8秒，第四屆世界互聯(lián)網(wǎng)大會的數(shù)據(jù)則顯示，一個人每天面對屏幕至少 150次，平均每 6.5 分鐘看一次手機，在網(wǎng)絡時代專注力已經成為一種稀缺資源，當觀眾走進展廳，如果講解員無法在有限時間內迅速捕捉他們的興趣點和知識盲點，彼此間的游離就會不可避免地發(fā)生。筆者認為，信息取舍可以遵循三個原則，一是文物本身內涵的深淺，即是否有“看點”，雖然現(xiàn)代公共博物館早已告別了“珍奇柜”時代，但瑰寶重器確實更吸引人們的目光，促進美學層面的享受，蘊藏的信息量也更豐富；二是預估觀眾的接受度，基于考古學 / 歷史學的某些信息，對研究人員可能非常重要，但在面向觀眾的闡釋和展示層面，可感知性、趣味性和觸動性不強，可以酌情舍棄，否則反而會造成觀眾的厭倦和無所適從；三是抓取文物與展覽主題的高匹配信息，講解文物不必也不能事無巨細，有些要細講，有些以器物組合的形式講，有些則點到為止，緊扣亮點和熱點，有的放矢，才更可能激發(fā)觀眾的共鳴與共情。

 

其二，信息的組織和編撰。當代博物館展覽的類型日益多元，不同展覽采取的傳播策略也各有千秋。有以文物藝術品的審美價值為訴求的“審美型展覽”，也有嘗試用講故事的表達方式傳遞觀點、踐行教育職能的“敘事型 / 主題性展覽”，且后者日益占據(jù)主流，嚴建強指出，20 世紀80 年代起傳統(tǒng)博物館展覽模式開啟了“由物到事”的革新，實物展品不再僅僅是欣賞的對象，也不再是博物館展覽中唯一的陳列要素，而成為故事敘述系統(tǒng)中的要素之一，扮演著故事敘述中物證的角色，即“信息定位型展覽”。不過雖然策展人有清晰的理念和邏輯構思，但囿于很多現(xiàn)實因素，理想化的展覽效果通常很難達成，大部分觀眾獲得的信息依然是碎片化的，講解員的任務就是串珠成鏈，確定講解原則，理清講解思路，根據(jù)主題合理構建講解框架，對觀眾進行真實、清晰、客觀、完整的歷史敘事。把握好講解比重，由淺入深，由表及里，將其與展覽主題高度契合，以此推動展覽邏輯線的發(fā)展。

 

（三）“觀眾視角”的多元闡釋

 

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公眾的精神文化需求飛速增長并呈現(xiàn)多元趨勢。約翰·H. ?？苏J為，與身份相關的需求和興趣是影響個人參觀博物館體驗的主要因素，但博物館現(xiàn)實也在改變和塑造個人參觀體驗。提供高品質的公共文化服務產品，強化博物館專業(yè)知識傳播能力，增加觀眾的參觀受益，是博物館人努力的方向，當講解活動從“展品視角”轉換成“觀眾視角”，意味著博物館日益走向多元和包容，開放與共享。

 

博物館語境下的多元闡釋分為三個層面。其一，因人施講。一名優(yōu)秀的講解員必須具備“察言觀色”的能力，面對各種人群都能演繹恰如其分的文本，面對學生，通過循循善誘、春風化雨般的方式，有效區(qū)別于學校教學方法，以博物館視閾的關注點講述文物故事；面對老者，可以多從國家和民族記憶的視角展開，喚醒他們內心深處的情感聯(lián)結，以物潤心，以情動人；面對專家學者，切忌泛泛而談，可以獨辟蹊徑以學界熱點和爭議問題切入，將展覽線索和文物內涵娓娓道來；面對公務人員，用簡潔明快的語言精準亮出展覽最核心和最精華的部分，深度闡發(fā)重點文物，有效回應特定參觀需求。

 

其二，多角度。在博物館化的過程中，文物的生命歷程大致分為“考古發(fā)掘品—藏品—展品”三個階段，入藏時“原生語境”會喪失，走上展線則面臨“再語境化”的問題，伊恩·霍得指出，實物的“文本”必須面向眾多的“閱讀”和“解釋”，在博物館講解中，文物就是實物的“文本”，切忌簡單化和片面化，需充分發(fā)揮主觀能動性，剖析文物的多維度信息，從功能、技藝、審美、科技、外交、政治、軍事、人文等方面探尋價值，聚焦個性化特征，運用發(fā)散性思維，文物在歷史時空中的形象會更立體、更生動。

 

其三，多學科。一方面，人類學、地理學、生物學、環(huán)境科學、藝術史學、民族學、民俗學、統(tǒng)計學等研究方法，已經廣泛介入中國考古學的理論與實踐中，在策展領域，多學科視角并存的方式對于刻畫歷史圖景、揭示歷史本質、豐富展覽意涵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博物館講解需要在“歷史敘述 + 器物賞析”的模式基礎上，積極吸收相關學科知識，滲透最新學術成果，立足觀眾盲點，講解新材料、新思路和新觀點。另一方面，大眾傳媒時代，博物館學、教育學、心理學、傳播學、語言學、社會學、哲學的相關理論與方法，運用于講解技巧中，對調動觀眾個人情感、生成理性認知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四）情境、空間與想象

 

捷克博物館學家貝尼克·斯坦斯基提出“博物館化”的概念，認為博物館化是人類對物的一種獨特的認知與態(tài)度，其本質是將物從現(xiàn)實時空中抽離出來，使“物”轉變成“博物館物”；謝開認為“博物館化”的表征意義是從原初情景解構與新情景再建構的過程；黃洋指出，進入博物館的物會經歷一系列過程，被賦予各種角色和身份，在博物館承擔新的功能，博物館化（musealization）意味著一種本體論的轉變 。在傳統(tǒng)“以物敘史”的策展模式下，文物與文物之間的聯(lián)系、文物對展覽主題的詮釋度有時并不理想，甚至還會存在一定的歷史或邏輯缺環(huán)，同時傳統(tǒng)博物館展陳方式的局限，導致文物往往以靜態(tài)羅列方式呈現(xiàn)，這些都為觀眾理解文物隱形信息增加了難度，也是博物館講解需要著力攻關的方向。

 

哲學闡釋學認為“我們闡釋一個文本，是要聽到文本對我們說了什么，而文本說了什么，這不是一種現(xiàn)成固定的東西，在文本面前，闡釋者并不是完全被動的，他參與到文本的言說之中”，講解員作為闡釋者擁有相對自由的發(fā)揮空間，是公共闡釋的“總編劇”/“總導演”，講解以歷史文物為核心的同時，也要注意空間情境和氛圍的有效調用，如展廳中多媒體輔助裝置、展板、模型、沙盤、半景畫等，積極引導，留心觀察，有機結合，營造博物館空間特有的學習情境，還能緩解參觀過程中的審美疲勞和身體疲勞。同時，講解中適時融入情節(jié)和故事，可以有效彌補展覽敘事的缺陷，為觀眾創(chuàng)造相關信息的關聯(lián)，也為觀眾拓展想象提供了絕妙的空間，正如金姆·賴斯所說，講故事是歷史博物館的核心形式，故事導覽增加趣味性的同時，也在人和物之間創(chuàng)造更加整體性或個性化的交互。此外，對于學界尚有爭議的問題，講解員也不必刻意回避，過分審慎雖然不會出錯，但無形中也錯失了深度闡釋傳播的可能性，在客觀陳述的基礎上合理推測，并借機拋出探究性問題，真誠的互動交流可以增進觀眾理解，啟發(fā)觀眾深思，讓博物館真正成為文化傳承和新意義生發(fā)的公共服務新空間。

 

三、結語

 

從“養(yǎng)在深閨人未識”到“飛入尋常百姓家”，博物館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態(tài)融入人們的生活，博物館講解也面臨深刻變革，要與時俱進，創(chuàng)新爭優(yōu)，以客觀公正的視角、專業(yè)前沿的知識，細膩生動的語言，優(yōu)雅自如的溝通，落落大方的儀態(tài)，鑒往知來的胸懷，撥開歷史的重重迷霧，探尋遙遠的文明之光，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來源網(wǎng)絡，侵刪）